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 Bourdieu & Wacquant (1992)

Citation -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Wacquant, L. J.(1998)。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與李康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Keyword - sociology

本書是 Bourdieu 1988,在芝加哥大學博士生研討班,以及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研討班的內容。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為 Wacquant 對 Bourdieu 基本概念的歸納與整理,作為 Wacquant 對 Bourdieu 理論的導讀。第二部為 Bourdieu 在芝加哥大學的研討班,討論 Bourdieu 社會理論的一些核心概念。第三部是在巴黎進行的研討班,內容主要關於社會學的研究與方法論。

Abstract

學術研究實踐

學術書寫風格

研究报告在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于那种陈列展览,那种企图卖弄一番、让别人五体投地的自我炫耀,而是一种袒露自己、甘当风险的陈述。1):339

學術研究過程

你们一般所接触到的是完成状态的研究工作,而到时候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正在从事的研究还是疑云重重,一团乱麻,你们可以叫它作“进行”状态的研究工作。2):340


学术人乐于欣赏成品,就像因循守旧的学院派画家,总想在自己的作品里,使任何一点笔触,各种反复的润色,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发现有些画家,其中就有马奈的老师库蒂尔(Couture) ,他留下了大量素描,风格酷似旨在反对学院派绘画的印象派画风,但他和其他一些画家经常在对画稿作最后修饰时,屈从于完美精细的标准,这样的表现方式正是学院派的审美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自己“破坏”了他们的作品。3):340


在最终的报告里,你们不会得到所有挫折、歧途和反复的完整记录,这些都被删除了,但事实证明,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得出最终的报告。4):340

「理論+方法論」 vs 「認識論」

  • 抽象概念的理論
… 在主流传统中,这种传统的核心是“理论”与“方法论”的对立。唯理论主义“理论”的范例( ,就这个词所具有的“典型例证”的意义而言)是帕森斯的作品,帕森斯挑选了几位大师的作品〔涂尔干、帕累托、韦伯和马歇尔( 而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个名单里没有包括马克思,只孤立地考虑这些作品中的“理论”向度,甚至更准确地说,只强调教学的向度,然后进行纯粹的理论编纂(也就是完全不涉及任何应用),结果形成的是一个概念的大熔炉。在我们的时代,这方面的范例则是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这种折衷式的分类汇编既然源出于某种教学的必要性,所以对于教学是颇为有益的,但除此之外毫无用处。5):345-346

* 感覺歸類羅列的方法論

而与这种唯理论主义的理论相对,另一方面则有拉扎斯菲尔德的那种所谓“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既与认识论无干,又不涉及科学理论,只限于感觉的归类罗列。6):346

* Parsons 代表的「抽象概念理論」,以及Lazarsfeld 代表的「方法論」的結合。並成為社會科學主流傳統。

帕森斯和拉扎斯菲尔德所形成的对偶(其间是默顿和他的“中层”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在社会上非常强有力的“科学”顽固势力,这股势力在战后三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整个世界的社会学。7):346

研究對象的建構,即「對象化」的過程,涉及理論性選擇與經驗材料選擇技術。證明或證據,是經驗材料在對象化過程中被建構而成的產物,因此「證據」不是「不證自明」的。研究者接受了一套透過學校或方法論課程灌輸的文化慣例,未經反思即根據傳統將所證據產物視為理所當然的。

实际上,在对象构建的过程中,最具“经验性的”技术选择也不能脱离最具“理论性的”选择。只有作为一种确定的对象构建过程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抽样方法、资料搜集和分析的技术等才成为必不可少的操作。更准确地说,只有将所有经验材料都看作从一套理论预设推演出来的假设整体中的一部分,它们才能作为一种证明( proof)或者像英美学者所说的一种证据(evidence)来发挥作用。8):346-347


这些“材料”,往往被(错)当成是具体现象本身,其实,它们都是一种艰难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既然所有的材料都是构建的产物,所以情况总是如此然而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种情况中,却未将这种抽象过程看作是抽象的。9):347


这种拜物教,来自于将“理论”工具惯习、场域、资本等看作自在和自为的存在,而不是运用这些工具并使它们发挥作用。10):351


在我们现在从事研究时,经常把什么是证据这一问题视为不证自明,这是由于我们信任和接受了一种文化惯例(culture routine) ,而这种惯例大多是通过学校教育强加和灌输给我们的(在美国大学里所讲授的广为人知的“方法论”课程)。对这种“证据”所形成的拜物教,有时会使一个人仅仅因为一些经验研究没有将有关“证据”的那个定义视为不证自明而拒绝这些研究。每个研究者,只将世界所呈现出来的一小部分经验材料赋予证据的地位,但在文化惯例的影响下,他们并不是将自身的问题域所引发的那部分材料当作“证据”,而是将他们身在其中的教学传统所恩准和保证的那部分材料视为“证据”,而且在过多的时候,只是单凭这一传统来确定何为“证据”。11):347

多元方法論

研究者應該打破方法論的唯一性。

当整个学派或研究传统都只是围绕一种资料搜集和分析的技术来发展自身时,上述分析所指出的问题就毕露无遗了。12):347


刻板地固守某种搜集材料的方法,足以确定一个人的“学派”成员资格,例如,只要是崇拜参与式观察的学者,就可以认定是符号互动论者,对谈话分析满腔热忱的学者,那就是个常人方法学家,地位获得的研究者的标志则是对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的系统运用,等等。而事实上,如果将话语分析与人类学的描述揉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且是对方法论一神论的勇敢挑战!13):347-348


对于我们来说,社会研究是那么关系重大,那么艰巨繁难,以致于我们绝不能原谅自己错将科学的刻板(rigidity)--它是知性和创造的死对头和毁灭者和科学的严格(rigor)混为一谈,从而使我们不能充分利用我们学科(以及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姊妹学科)的思想传统中的全副装备里的某些资源。在这些问题上,我禁不住想提出唯一一条适用的规则“:不许禁止” ,或者是:提防方法论的看家犬!14):349

建構研究對象

對象的建構,是一個社會過程。對象,是一種關係。

不过,首先,一个对象的构建--至少就我个人的研究经验而言--并不是通过某种开创性的理论行为就能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的问题。决定构建对象工作的观察和分析的方案,并不是一幅机械师手中那样的预先勾划好的蓝图。相反,它是一项费时耗神、艰苦细致的工作,只能通过一系列细小的矫正和修补一点一滴地完成,促成这些矫正和修补的,正是所谓“技艺”,即什么时候该干什么的“诀窍”,也就是说,激发它们的是一套实践原则,在这套原则的指引下,我们所进行的选择,既与微妙的细节有关,也具有全局性的决定意义。15):350


研究程序涉及了特有的社会向度(如何确定老实可靠且富有洞见的被访谈者,如何将自己介绍给他们,如何向他们描述你研究的意图,以及更笼统地说,如何“进入”你所研究的世界),这些方面度绝非无关紧要。对这些研究程序细节始终保持关注,当会使你保持警惕,不至于陷入概念和“理论”的拜物教。16):350


只要一涉及方法,第一条必须考虑的准则就是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想方设法抗拒我们骨子里那种用实体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世界的基本倾向。…… 必须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17):351


只有在这种构建工作--通过尝试纠正的试错法来完成,而非一蹴而就--上面投入精力,花费心血,人们才能逐渐构建出社会空间。这些社会空间,虽然只能通过高度抽象的客观关系来显示自身,而且我们既不能触及到它们,也无法“指出它们”,但它们仍构成了社会世界的整个现实。18):353


要构建一个科学对象,还要求你对“事实”采取一种积极而系统的态度。要与经验主义的被动性决裂(后者只知道接受常识中未经科学构建的“事实”),而又不堕入宏大“理论化”的空洞话语,这些并不要求你提出宏大、空洞的理论构建,而是要求你抱着建立一个模型(这一模型并不需要用数学或抽象的形式来证明它的严格性)的宗旨来处理非常具体的经验个案。你要用特定的方式将相关的材料联系起来,使这些材料能够作为一种自我推进的研究方案来发挥作用,这一研究方案可以产生易于给出系统性答案的系统性问题。19):356-357

關於研究計畫,以及建構對象的界限。

理想中,研究的進行應當先「嚴謹地、精確地」描繪研究對象的範疇與邊界;但實際上,研究者往往是將某個研究對象從空間中孤立出來。如果夠努力描繪此一對象所處的空間(場域),塑造這個空間的結構與力量關係。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学者也无法避开研究策略的问题,在我们讨论研究方案时,我们会屡次三番地遇到这些问题。在这方面,首先可以提出如下这一问题:是先对被如此这般构建的对象的所有相关因素所构成的总体进行广泛的研究呢,还是对尚缺乏理论根据的那种理论集合体的某个有限局部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究竟哪一种策略更好?最为社会所称许(一般是在一种幼稚的关于精确性和“严肃性”的实证主义观念的名义下)的选择,显然是对第二种策略的选择,就像论文的指导者经常说的那样“,对一个十分精确、界限分明的对象进行研究”。20):355


在实践中,我们将会看到,场域的边界问题一再出现。
[理想] 表面上,它是一种实证主义问题,人们可以给它一套理论的回答(一个行动者或一个机构之所以属于一个场域,只是因为行动者或制度在其中产生了效果,并承受了其中的效果)。结果,你就几乎总是要面对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即是对一个实践上可以把握的对象局部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还是对真正的对象进行广泛的研究。
[實際] 而实际上,你往往会从一个空间中把你所研究的对象(例如,一所特定的精英学校)孤立出来。如果这样,那么你就必须努力勾划出这个对象所在的空间来,如果缺乏更好的信息,就不惜使用二手材料,也要对这个空间有大致的了解。从这种了解中,你会获得许多科学裨益。这些裨益在于:通过了解你的研究的性质,了解现实(你所研究的局部就是从中抽象出来的)包含了哪些关系,你至少可以勾划出形塑这个空间的结构的各种主要力量线,而正是这个空间的制约力量影响着你所考察的那个点(这种勾划方式,颇为类似于世纪建筑师对建筑物的整体所勾划的令人惊叹不已的炭笔速写,对于建筑物内部的那些他们力图描绘的部分,他们在速写上用细致的笔触一一予以勾定。)这样,你就不会误入歧途,在所研究的局部中寻求(和“发现”)那些在现实中外在于这一局部的机制或原则,因为这些机制或原则在现实中都存在于这一局部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之中。21):356

反思與認識論

  • 建構對象的反思。質疑常識與理所當然。
要构建一种科学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要与常识划清界限,也就是说,与那些被大家共同持有的见解划清界限,不管它是日常生存状态里的老生常谈,还是一本正经的官方见解。22):359

* 「認識論」是一種科學實踐的反思

这里我说的认识论,应被理解为旨在揭示科学实践的图式的反思,这种图式既可以通过实践的失败,也可以通过实践的成功来获知。23):345

* 社會問題的研究,應該結合「抽象過程(理論概念與方法論)」以及「反思認識」

在“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划分对立是作为一种认识论对立确立的;事实上,这种认识论对立是某个特定时期里科学劳动的社会分工(表现为教授和应用研究机构的职员之间的对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坚信,必须全盘抛弃这种将科学活动划分为两个相互分离的部分的做法,我也同样坚信,人们不能只凭将两种抽象过程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回到具体问题上。24):346

雙重約束

社會科學研究者會受到一種雙重約束:依循一種學究常識,或是依循非專業凡人般的天真信念。換句話說,要嘛是受到日常生活意識形態的約束,要嘛是學術規範意識形態的約束。對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研究者必須提供一種「認識論斷裂」,要能對社會現象開闢新的觀點。

每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学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双重约束:失去了她的学术传统赋予她的知识工具,她就不过是个自我启蒙、自我教育、自发性的业余社会学家(大多数学术界人士的社会经验显然很有限,所以他们在业余社会学家里,肯定不算本领最大的);可是与此同时,这些知识工具又不断地使人陷入危险的境地,使他们简单机械地用学究常识(sens commun savant)来代替常人常识中天真幼稚的信念(naive doxa)而所谓学究常识,也不过是些同样幼稚的信念,使用各种技术术语,在科学话语的正规限制下,拙劣地模仿常识话语(我管这叫, “戴夫洛斯效应)。25):372-373


要想摆脱这种两难选择的困境可不太容易,要么,丧失任何科学建构工具,只能依靠自我启迪,两手空空,甘于无知;要么,不加思索、稀里糊涂地接受与社会关系的一定状况维系在一起的知觉范畴,多多少少直接从社会世界那里照搬来一些概念,只进行了一些半吊子式的建构,就接受它们,当个勉勉强强的科学家,拥有点绣花枕头般的科学。26):373


断裂所要求的,是每个学者观注方式的转换。社会学的教诲首先就必须是“开启新视野、提供新眼光” 启蒙思想家们有时就是这么说的。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去开辟,去创生,如果不能塑造一个“新人”,那至少也要培养一种“新的观注方式”,一种社会学的眼光。若没有真正的转换, 没有思想的更新,没有精神的巨变,总之,没有学者对社会世界整个观照方式的转化,这一切都无从实现。27):377


“认识论断裂” (即对日常生活中预先构建的观念加上括号,对一般能在完善这些构建方面发挥作用的原则加上括号)28):377

研究計畫

研究實踐往往在「必須要做這」「不必要做這」中歷經曲折坎坷。因此,研究者最好能考慮計畫實現的各種現實條件,包含各種可以支配的手段、資源、權限、能得到的訊息資料、能接觸到的人。

实际上,初窥门径的研究者能指望从经验中得到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帮助,就是鼓励他们在拟定项目计划时充分考虑计划实现的各种现实条件。什么条件呢?比方说手头可以支配的各种手段(特别是在研究者的社会经验和科学训练一定的情况下,他究竟能够支配多少时间和什么样的特定能力权限),比方说有多大可能接触到提供信息的人(被访谈人),得到信息、数据、资料和资源,等等。29):379
在许多情况下,殚精竭虑后发现本不必如此,如释重负一段后又不得不再心力交瘁一把。可只有经过这些曲折坎坷,在一长段遥遥无期的社会分析工作终于宣告结束的时候,研究者和“她的”对象之间,才能创造理想的契合。30):379

參與性對象化

无疑是所有研究操作中最艰难的一项,因为它要求研究者与他们所固守和追随的那些隐藏最深、最不自觉的因素相决裂,而往往正是这些因素使那些研究者产生了对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兴趣”。31):380


为正如我在《学术人》(Bourdieu, 1988)中竭力所做的那样…… 学者理解任何有可能成为对象的东西所依靠的那些原则本身,背后都有一些最强大有力的社会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就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深深地体现在《学术人》这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之中:一方面,是与作为学术场域的一员并且与在这个场域中占据了一个特定位置相联系的各种特定利益(旨趣);另一方面,是社会构建的对学术场域和社会场域的各种感知范畴,这些教学理解的范畴,正像我以前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为某种美学(例如,学院派艺术)或某种认识论(就像怨恨的认识论一样,这种认识论心甘情愿地做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并对后者大加赞赏,好像他们所困守的这种处境是一种美德似的。这种认识论总将实证主义的刻板作派所要求的那种谨小慎微奉为圭臬,以此来反对科学的各种大胆创新)提供基础。32):380-381

Note

  • 2013-06 初次閱讀。背景是我在寫博士論文計畫書,主要關心的是第三部方法論。而我正巧英文原文也只找到第三部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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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1998 #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