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 Latour (1983)

Citation - Latour, B. (1983).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In K. Knorr-Cetina & M. Mulkay (Eds.), Science observed (pp. 141-170). London: Sage.

  • Latour, B.(2004)。 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載於吳嘉苓、傅大為與雷祥麟(主編), 科技渴望社會。(頁 219-263)。 台北市: 群學。

Keyword - STS

Content

實驗室位移三部曲:

  1. 獲取別人的興趣
  2. 將支點由弱勢位置移至強勢位置(由田野移回實驗室,將規模scale由現實尺度轉化為實驗室尺度,以便於複製與大量試誤)(細菌培養的實用知識-技藝)
  3. 以槓桿來移動世界 (結合利益團體興趣;大規模田野疫苗實驗)

實驗室的作用在於能夠操作一連串的位移(drift),將現實位移到實驗室中大量複製,並將成果位移到真實社會:

在一系列的位移之後,我們所關心的事物規模已經被調整到最方便的尺度:銘刻在紙上的簡單圖形文字。如此一來,人們必須談論的所有事物便不只是變得可見,甚且還可供閱讀。能夠這樣輕易指出重點來的人,便能掌控全局。這過程就如同以阿基米德點移動地球一樣簡單,以一個支點來將最弱的轉變為最強的。

科學來自於有效率、有系統的試誤與紀錄:

人們常用欣羨的口氣說科學是「知識的累積」,但知識為何會加速累積呢?首先必須將事件調整至最適洽的尺度,然後我們可以進行大規模地試誤(trials and errors)。實驗室內的確定度較高,並不是因為裡面的人比較誠實、嚴謹,或者是比較力行「否證論」。他們唯一的優勢就是他們可以任意地犯錯。與實驗室外無力調控規模的人相較,他們可以犯更多的錯,幾乎是想犯多少就犯多少。更有甚者,無論其領域或主題為何,每個錯誤都被依次歸檔、保存、紀錄,並保持在便於重複審閱的狀態。如果將大量的試驗資料記錄下來,把他們的銘刻紀錄加以整理,讓競爭者無法挑戰你的總合結果,那麼這個總和的確定性往往較高。這便足矣,當你能總結一系列的錯誤時,你就比那些只能犯較少錯誤的人來的厲害多了。

政客(或實務工作者)與科學家的不同:

政客沒有實驗室,但是科學家卻有。所以政客沒法子先作個小規模的試驗,他們一上手就得玩真的,一次只能作一件事,而且不論成敗都被大眾看在眼底。科學家則在不同尺度上不斷試驗,他們在實驗室裡累積犯錯的經驗。反正這個過程不對大眾公開,所以他要試多少次就試多少次,直到他「確定」之後才走出實驗室。由此看來政客顯得「無知」,而科學家似乎「懂得很多」便不足為奇了。

因此 Latour 提出他對科學之所以與非科學不同的定義:

由此來看,科學的特殊之處絕不是在認知、社會或心理特質上,而是在實驗室的特殊建構上。實驗室能翻轉現象的規模,使現象變得可以記錄和讀取;此外他加速了試誤的頻率,使得我們能犯許多錯誤,而且又將所有的錯誤都記錄了下來。
然而這個差異並不真是「知識」有無的問題。如果能使雙方位置互易,你就能發現,同樣貪婪短視的政客一旦進入實驗室內,卻可以提出確切的科學事實;而原來那個誠實客觀的嚴謹科學家一旦被放入全規模、不容許錯誤的政治結構裡去掌舵,馬上便得像其他人一樣模稜兩可、不可靠且漏洞百出。由此看來,科學的特殊之處不是在認知、社會或心理特質上,而是在實驗室的特殊建構上。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