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 Greenwood & Levin (2000)

Citation - Greenwood, D. J., & Levin, M. (2000).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ed., pp. 85-106). London: SAGE.

Keyword - action research

對學院內社會研究的批評

高校社會科學是付費的,受到的社會影響只在於彼此影響和課堂上年輕一代的全職學者的活動。這些學者和他們的信徒們對社會變遷沒有什麼興趣;除了“蒐集”數據的探險外,不經常冒險到校園以外。他們根據被專業組織內最有聲望的成員制定的知識和職業議程來選擇研究的問題,而不是回應學術圈以外的需求。 …

對實證主義的批評

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量化]研究者使用這樣的語言: 客觀性(objectivity)、距離(distance)和控制(control),因為他們相信這些是進行真正的社會科學的關鍵。雖然我們堅定地相信在有用的目的和適當的條件下,定量研究的價值,我們也注意到,實證主義版本的定量研究是對不想成為社會研究“主題”和不想被社會研究者批判的掌權人提供了一種社會性便利。用公正性和客觀性的幌子,實證主義社會科學自我缺席了爭論的社會舞台,在這裡,由官僚主義、獨裁主義和不平等產生的問題被清掃,或者通過數字而非詞彙來清洗出不平等。

對區分「純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批評。作者認為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都應該是「應用性」的,

應用研究和純研究這樣一個在物理學和生物學中早就是非常有問題的區分,卻被廣泛採用並產生誤導。在美國,國會最近試圖把國家研究基金限制在“應用”科學研究(出於國會自己讓人困惑的原因,國會相信該研究更“有價值”)方面。結果,科學家們不得不費心地弄明白怎麼把他們做的工作用應用的語言表達出來口總地來說,大部分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相信這個區分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而且他們都試圖避免使用這種區分。把基礎研究改名為應用研究,並沒有使他們的行為模式有多少改變。
如果說在基礎科學中,這種二分法是有問題的,在社會科學中則問題更為嚴重,因為能夠讓實證主義者宣稱他們“科學化”的原因是實證主義的社會研究不是“應用的”而是“純的”。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家在模仿他們想像的是真的“科學的模式”,然而這個模式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對“真的”科學家的行為並不適合。

行動研究

對行動研究者來說,社會探索的目的在於在釋放社會變遷方面得到知識和行動。
對社會研究的檢驗,在於它是否在行動的管理者、組織,和/或者社區的自決社會變遷中起到支持作用。

本體論與認識論基礎:實用主義

在實用哲學中可以發現社會研究的一種不同立場。杜威(Dewey)、詹姆斯(James)、皮爾斯(Peirce)和其他人提供了與行動相關的社會研究的有趣並富有成果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基礎〈參見Diggins,1994) 。實用主義把聯繫理論與實踐放在最優先的位置。核心的反思過程是和涉及在特定場景下使用物質和社會因素的行動結果聯繫起來的。經驗來自於人和人所處的環境的持續互動,因此,這個過程既包括了探索的主體也包括了探索的客體。行動是有目的,並且是在力圖創造期望結果的情況下進行的。因而,知識的創造過程建立在探索者的規範、價值和興趣之上
效度的宣稱被確定為“有保證的”,是通過在具體場景下的具體行動使不確定的情況變得確定的探索過程的結果。研究的邏輯建立於探索過程本身,而且它指導知識的產生過程。作為行動研究者,我們強烈提倡在社會研究中使用科學的方法,並強調創造有效的知識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參見Greenwood & Levin, 1998b) 。這種探索是社會民主過程的基本元素。杜威尤其把自己的知識能量聚焦到民主參與上。在他看來,參與精神是有意義的知識創造過程的核心要素。這些實用主義立場的總的特點為行動研究方法建立了基礎。兩個中心參數清晰地顯現出來:通過行動和場景中的實驗來產生知識,以及既是方法又是目標的參與式民主。

主張(宣言或定義)

  1. 共同生成的探索:行動研究,通過所有參與者的貢獻都被認真考慮的合作的溝通過程,參與者和研究者共同產生知識
  2. 地方知識與專業知識:行動研究建立於地方知識和專業知識的互動。
  3. 在地有效性:行動研究並不宣稱脫離具體場景的知識,也無意去獲取這樣的知識。在行動研究中,可信性、效度和信度是由地方當權者是否願意按行動研究的成果來行動,也就是把自己福利押寶在自己想法的有效性上來衡量的,也是由行動後果與他們期望的符合度來衡量的。因而情景性知識,本體論和效度對行動的保證在行動研究中具有中心地位。核心的效度在於實際從事的社會變遷活動的可使用性,對它的檢驗是這個實際解決方案能否達到解決問題的要求。
  4. 反對實證主義的概化歸納,而主張對情境反思的理解歸納:“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歸納從場景中抽象出來,把均值從個案中抽象,忽視了作為人類生活的世界,因而總體上使他們的知識不可能得到應用。…我們把歸納重構成一個反思的過程,而不是關於基於規律的解釋的結構。基於我們關於知識是情景限制的立場,在不同的社會場景中利用知識應該採用兩步走模式:首先,對產生知識的情景的理解很重要。這把知識本身放到了產生它的背景中。其次,把這個知識往新的環境的轉移意味著對新的環境的情景的充分理解,對新情景和產生知識的情景有多少差別,包括對在新情景中應用這個真實知識的後果的反思。因而,歸納變成了反思的積極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相關的人必須心裡清楚在新的情景中,以前的知識是不是有意義。

Note

file link - Google Schloar, X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