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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王汎森._2015_.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2019/10/01 19:28]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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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 王汎森(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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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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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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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近代兵學大師蔣百里(1882–1938)在他的兵學書中曾說:生活條件要跟戰鬥條件一致,近代歐洲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不一致者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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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篇論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勝,很重要的是在現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說一定要走理論的路線,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層次再提升兩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東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東西是甚麼?整體意義是甚麼?整體的輪廓是甚麼?千萬不要被枝節淹沒,雖然枝節是你最重要的開始,但是你一天總也要留一些時間好好思考、慢慢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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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談假如我是一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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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甚麼時候我們研究學問是最快樂的?那就是當我們發現一個問題,而自己又剛剛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點點想法、心得,對這個問題有若干美好的想像,手頭邊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時候,這時候是做學問最快樂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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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0
 +> 別把目光停留在材料上。現在資訊很方便,以前我們要花一、二十年翻閱的檔案,現在可能幾秒鐘就可以找到一大堆資料。但是,千萬別停留在材料層次,必須將視角拉高,想想些材料代表甚麼?而非一股腦地鑽進去研究材料裏頭的東西形成清楚的論證。當我們著手撰寫論文時,要形成清楚的論證,最好是對整個題目有比較整體的看法後再開始寫,別太仰賴資料庫,要有清楚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是從西方引進來的觀念,著名國學家黃侃(1886–1935),他的學問好得不得了,卻沒有甚麼著作,根據我的一位老師的說法,黃侃並沒有形成非常清楚的問題意識,並不圍繞著問題做學問,這也是論證式研究與傳統中國學者之間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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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知道在哪裏「捨」。我以前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有一位很聰明的荷蘭同學,每個教授都誇她多好多好,對哪個領域多專精。但是後來她寫出來的博士論文卻不怎麼樣,成了一本相關研究的綜述。為甚麼?因為她太了解每個東西了,她太注重細節,總是要計較A,又從A追到B,B到C,C到D,她的論文到最後成為一種片段問題的總集合。寫論文要能夠先掌握大體,然後解決一個核心的問題,別自始至終都拘泥在小地方。用梁啟超的話說,「看大體要明白,做一部要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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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追求學術的過程中,尋覓、困惑、挫折是必不可少的,沒有頓挫的追索,往往深度不足,或是不能深入幾個層次看問題、或是從表面上滑過去、是只能得到人云亦云的結論。若不能在頓挫之後,開始一個真正有生機的方向,或苦尋一個新的可能性,或是找到一種新的概念來解決整個問題,則成果必定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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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綱要裏面提到「懶空間」,這是很重要的,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發現,一個好的學術環境必須要讓人能夠適當的「放鬆」,而且能夠讓人跟人在不經意的情況下談論,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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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術事業中的「政務官」與「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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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太炎講〈清代學術之系統〉時,說:「蓋學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別,戴氏(震)如政務官,其事務官之職務則後人為之擔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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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太炎心目中的「學術政務官」是要開啟一個學術領域、一個學派、一種研究方向,提出一個學術框架,提出一種看待事物或思考的方式,闡明一種方法論,或提出有潛力的問題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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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何天才總是成羣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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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幾年前我與一位留學英國的政治思想史學者談到,我讀英國近代幾位人文學大師的傳記時,發現他們並不都是「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而是有參加不完的社交或宴會,為甚麼還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說,他們做學問是一齊做的,一羣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羣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式的」。而我們知道,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就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撥」而來。最近我與一位數學家談話,他也同意在數學中,最關鍵性的創獲也往往是來自這一「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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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以塞亞.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他曾經很謙虛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實總是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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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有一天人類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與外星人談話,那就非柏林莫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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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6
 +> 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利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Archilochus)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後來柏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觀,發現作為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柏林偶然發現用「刺猬」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柏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猬與狐狸》為標題印成書,立刻傳誦千里,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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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林毓生先生說,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羣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海耶克、Eric Voegelin(1901–1985)等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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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透過歷史向古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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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的思考」至少有幾個要素:第一、是歷史想像能力的培養。這是人文教育很重要的環節,在經過相當的培養之後,能使歷史世界在腦海中活起來、亮起來。第二、要儘可能地對歷史事件進行全景式的掌握,包括縱深的及橫亙的兩個層面。它訓練人們避免零星的、孤立的、點狀地看歷史事件,而傾向於將歷史事件理解為一方面是歷時性的因果相續,一方面是一個時代中各種複雜因素相互作用而成,有些是原先已在(given)的條件,但也有人類靠著努力可以加以改變的部分。這種「認知複雜度」的培養,使得一個人立身行世,對事對物可以有比較合情理的判斷。第三、雖然歷史發展沒有規律可尋,不過,在閱讀大量歷史之後,讀者雖然不能準確地預測未來,但是應該練習把握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演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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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呂祖謙說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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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的教訓──龔自珍的〈尊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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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7
 +> 日本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一向以模倣他人或模倣史例而有名。德川家康幾乎不相信自己的原創力。他為了與豐臣秀吉決戰,把德川家的戰法及政略全部改為甲州武田信玄的戰法及政略。他對付豐臣秀吉的包圍政策的辦法,就是由陰謀家足利義昭那裏學來的。武田信玄剛好相反,他的兵法完全是自創的,從不去模倣史例或他人。正因為如此,德川家康能左右逢源,他經歷了數百次大小戰爭,所使用的戰法始終不一,敵人猜不透,司馬遼太郎即說武田信玄偏於獨創,而再了不起的獨創者也還是有一個特定的範圍,敵人反而比較容易猜到他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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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龔自珍的〈尊史〉中說: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眄睞而指點焉,可謂出矣。尊之之所歸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龔自珍的這兩段話並不好理解。他的意思中有一部分大致是這樣的:讀史的人要能「入」,又要能「出」──要進入歷史內部,曲盡它的一切事實(「入」),然後又要置身其外,觀其大體,了解其意義,細味其大勢……等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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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 兵學大師蔣百里經常提到日本的將領不照操典打仗,同時我們也談到「學(守)正用奇」的道理。如今想來,龔自珍的「大出入」或許就是「學(守)正」用「奇」的一種相近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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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讀韋伯的歷程
 +73
 +> 韋伯對表面看來相近似的歷史現象的精細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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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甚麼要閱讀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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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的山本玄峰(やまもと げんぽう,1866–1961)禪師在龍澤寺講經,說一切諸經,皆不過是敲門磚,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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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領地的流變:《中國史新論》的編纂過程及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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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 史語所創所所長傅斯年,是以催書、逼書為他的主要職務之一,以致史語所的藏文專家于道泉曾經不滿地說:「你(傅斯年)好像是開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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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 「主義」是改變近代中國思想氣候的重要概念,五四那一代人非常嚮往「主義」,套用傅斯年先生的一句名言:不管信從的是那一種主義,「有主義總比沒有主義好」。這種以「主義」為萬靈丹的思維究竟如何一步一步網羅近代中國人的心靈,以致發展成「主義崇拜」,也是我所好奇的。而初步解決這個問題時也只需要一點點時間查電子資料庫,然後很快了解到,晚清人們開始大量使用「主義」一詞時,它不過是指一種「宗旨」或一種「主張」而已,絕無後來那種「包山包海」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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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 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正逐漸從「書的文化」轉變成「論文的文化」。也就是說,在自然科學強大的籠罩之下,人文及社會科學也模仿自然科學,開始以撰寫單篇論文作為他們最主要的表現研究成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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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 在人文社會學中「論文文化」的壓倒性勝利,表現為學術界普遍輕視或懷疑書的嚴謹性與貢獻度,狂熱地追逐SSCI或其他有指標系統的學刊。學者的考績與升等成績表中傾向於把「期刊論文」放在最前面,而把「專書」放在比較次要的地位,或是僅僅當作「參考」。這是十八、十九世紀以來人文學科所從未經歷過的變化,進一步促成了「書的文化」的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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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尋找「執拗的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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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 在中國有很多這樣與時俱進的邊緣人,站在邊緣想進入主流立場。一方面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比如喝花酒、參加科舉考試,但是新的東西來了,又趕快去擁抱。晚清民初,實際上是這一批人在造時勢,這批人當然不能稱為英雄,但是,他們不斷地從邊緣進入中央。這是一大羣人,他們配合了激進思潮,不斷加速度地把思潮往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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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 在主流思想背後,發現有一點像在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3–1893)《藝術哲學》(Philosophie de l'art, 1865–1882)裏說的那種「嗡嗡」的背景音樂。這個背景音樂跟主旋律是吻合的,使主旋律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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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 法國年鑒學派對心態史的研究特別有心得:「心態史」就是凱撒和他的士兵共同分享的嗡嗡聲。是胡適的,也是詹鳴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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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分子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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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十九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羣體的出現大概是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Dreyfus affair)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1這裏倒不是想針對這個爭論作任何討論,而是想說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羣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現在已經有沒落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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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構人文價值與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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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三十年前談文化問題,通常把美國、日本、歐洲國家的發展情境、模式,稍加調整,就是一篇好文章了。在西方的架構下,速度快,成本低。然而現在台灣在各方面的發展也有些成績,快要沒東西可抄,而且照抄也沒有市場了。更何況,現在西方問題也很多,以前台灣只要能跟隨,現在更要能開創。所以台灣面臨的第一個文化問題,就是自己發展創新很不容易。台灣過去基本上走的是「速度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如何形成一個有創造力、有美感、有特色的在地文化,變得非常重要。一方面不可能自外於全球化,一方面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甚至如果夠好的話,還要推廣成為世界共享的一部分。此外,要有特色,不能人云亦云,和人家一模一樣,或僅追求速度上比人家快一點、成本少一點,這也是台灣文化慣於走捷徑、無法突破困境的積弊。因為幾十年來的特色只是「速度文化」,所以忽略了發展其他文化特色的可能。譬如說,如果手機或其他產品帶有人文、情感、價值、在地特色的話,或許賣得更好,為何走來走去仍只有提高速度及降低生產成本這一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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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66
 +> 我有一個觀察,西方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發生了一種價值中立化的潮流,如高等教育機構慢慢也避免牽涉價值層面的議題,而趨於中立化,就像大學中的教堂原本是要給你一些德性陶冶的,現在沒有了。同樣地,一九二〇年代以來,整個中國學術文化也有類似發展。這個演變的背景就是一九四〇年代哲學家賀麟(1902–1992)所講的,近代中國文化中的一股「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趨勢。他指的是在近代學術文化中,價值與人格的層面被擺放一旁的奇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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