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ation - Chartier, R. (1992). L'ordre des livres: lecteurs, auteurs, bibliothèques en Europe entre XIVe et XVIIIe siècle: Alinéa.
Keyword - History of reading
因此，試圖理解作為盜獵者的讀者，複雜多變形象的閱讀史研究，首要的任務，即為辨識諸如宗教靈性、學術知識，以及各行各業中各種讀者社群，特有的實踐網絡以及閱讀法則。 (頁5)
* 此研究取徑更多範例，見 Jardine, L., & Grafton, A. (1990). “ Studied for Action”: How Gabriel Harvey Read His Livy. Past & Present(129), 30-78.
閱讀史與法國書籍史研究的三項轉變(頁8-13):
考慮三個長期轉變的面向的影響與關係(頁19-20):
德瑟鐸(de Certeau)在討論神秘主義者的閱讀特徵時，對上述的研究取徑做了一番解釋：「所謂『神秘主義者的閱讀』，我指的是一整套閱讀的程序；在16和17世紀，一些稱為『啟蒙』、『神秘』或『靈性』的個人或群體的經驗領域中，受到指導或實踐。」4 在這個屬於次要、邊緣，又分散各處的神秘主義社群裡，閱讀乃是依循著特定的規範和習慣；而這些規範和習慣賦予了書籍創新的用途：以之取代被視為衰頹中的教會體制，並使論述行動(祈禱的論述、與神溝通的論述、交談的論述)成為可能，且能夠指明構成靈性經驗即實踐行為。這種與書籍建立起來的神秘聯繫，就像由數個連續的閱讀「時刻」所相接而成的軌跡：首先是通過主體性探索所需的他者性(alterity)經驗；接著，在愉悅之感湧現之後，身體因「咀嚼」文本而產生生理反應，並烙下印痕；過程的最後，則為終止閱讀、放棄書籍，乃至(與所謂之物)完全分離。(頁5)
(頁20-21)
McKenzin 曾強調書目學(以研究書籍物質層面的古典定義而言)和所有形式的結構主義批評之間的相似性，指出「書目學與結構主義批評的一致之處，正在他們都將藝術作品或文本，視為不受外在環境和時代背景影響，獨立自主的個體。就文本意圖的剖析而言，對結構主義批評或書目學的實踐來說，在文本之外的創作和閱讀過程，皆屬無關緊要。」列如,新批評(New Criticism)和分析書目學(analytical bibliography)都認為，文本的意涵生成於建立文本的 語言，或組織印刷品形式的符號體系中，自主而不受人為影響的運作機制。所以，書目學和結構主義批評的方法，一方面不曾考量著作受到閱讀、接納和詮釋的方式，對著作意義的建立具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這兩種方法都以一種宣告「作者已死」(借用羅蘭 ﹒巴特那篇著名論文的標題)的立場，認定文本的意涵和作者的意圖之間，不具任何的關聯性。 …. 書籍史因而成為一個與讀者、作者都無關的歷史。持這種觀點的書籍史研究，關注的重點在於書籍製造的過程。這個過程可由留在書籍中的物質跡證追蹤，並藉由編輯的決策、印刷工坊裡的操作和印刷業的習慣加以解釋。(頁27-28)
文本的意義，受限於使其得以被讀者(或聆聽者)接納和挪用的物質形式。讀者和聆聽者，實際上未曾面對，脫離所有物質形式的抽象或非現實文本。他們所操作使用，親身感受到的物質形式的外觀和形狀，主導了它們閱讀(或聆聽)的方式。如此，文本才可能經由閱讀(或聆聽)受到理解。重點在於，意涵乃是因形式而生；縱使文本一字不變，當使其得以為讀者理解的外在條件，或物質機制改變之時，文本也將被賦予新的意義與地位。這種思考方式，因此就超越了過去純粹以符號學觀點，認定文本意義，與其載體的形式或外在環境毫無關聯的論點。
所以我們必須謹記，閱讀是一種在行動、空間和習慣之中，獲得具體化的實踐。(頁4)
我們也應該企圖去了解那些比書籍更低微，但更無所不在的零散印刷品的使用方式，以及其中的調整與改變。這些印刷品從插圖廣告、時事圖解與評註，到快報及《小藍皮文庫》等所在多有。(頁23-24)
印刷形式對文本與閱讀的影響
藍皮文庫(Bibliothèque bleue)
閱讀模式的轉變(頁18-19):
高聲朗讀 的兩項[社會與互動]功能(頁9)
作者功用在著作產權制度健全前就已經存在。
相關著作所有權的研究
作家職業化: 對書寫的影響
作者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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